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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１２月１日都是“世界艾滋病日”，在今年这个日子来临之际，一个经常被人们忽略的群体——农民工，成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他们大多是壮年男子，担负着城市建设的重任；他们远离家人，群居一处；他们除了工作，没有什么休闲活动。在艾滋病传播三大途径——血液、性、母婴传播中，性传播呈不断上升之势。在１１月２２日卫生部公布的我国１—１０月艾滋病病毒（ＨＩＶ）感染个例中，通过性传播的占２８％，仅次于吸毒传播居第二位，但远远超过了５.１％的采供血传播和１.４％的母婴传播。１１月２０日北京市卫生局公布的最近一年北京市新增HIV感染者中，有2６.７%是因高危性行为而感染的。而这种高危性行为中，农民工成了首要人群。饥渴的眼神和“民工性犯罪”事件，更让一些人“谈民工色变”。那么，民工的性健康状况到底如何？对于性问题，他们究竟压抑多一些，还是混乱多一些？《生命时报》记者历时半个多月，对农民工的性健康状况进行了一番探查，结果发现，我们了解的事实远比之前想象的更令人担忧。
“一到晚上特别闷得慌”
１１月１７日１８时３０分左右，夜幕已经悄然降临。陈大同（化名）收了工，怔怔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径直走到水龙头前，劈头盖脸冲了一阵。胡乱地擦了把脸上的水珠，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记者说，每天到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想老婆，“白天干活累，啥都顾不上，一到晚上，特别闷得慌。”今年29岁的陈大同8年前跟同乡从河南老家进了城，成了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他一次家都没有回过。老婆倒是来过一次，夫妻俩出去临时租了间200元钱一个月的房子。“有老婆陪着，花点钱也值！就是时间短了点。”
陈大同所在的工程队负责修桥，目前接手的是北京朝阳区大望路附近的一座高架桥，临时搭建的民工生活区就在工地旁边。记者走进生活区，潮湿发霉和汗臭混杂的呛鼻味道扑面而来。在这间通风不好的工棚里，摆着9张上下铺，被褥胡乱堆放着，有的床上还扔着几张报纸，旁边的桌子上放着洗漱用品。屋子里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台电脑。
据了解，在这里干活的农民工平均年龄30岁出头，多数结了婚，把老婆留在家里就出来了。有的家里还有地，农忙时回去干两天活，顺便享受“二人世界”。这个年龄段的男人，正是对性生活需求旺盛的阶段。但对他们来说，本能的需求成了昂贵的奢侈品。“从我老婆走到现在，３个多月了，我没沾过女人。”离家8年，用陈大同自己的话说：“习惯了也就好了，实在憋得难受，就和工友们打打麻将，玩带钱的，刺激一下。要么就讲讲‘黄段子’，乐呵乐呵。黄色录像工头不让看，咱们也不敢碰。”
工地周围有不少流动暗娼
几个月前，记者曾发现，在离工地不远的市场上有很多小发廊。门口搔首弄姿的女人也是一景：每家门口都坐着一个浓妆艳抹、衣着暴露的女人，她们就像橱窗里的展品，用挑逗的眼神扫着每一个过往的男人。但这次采访时，记者发现小发廊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打击卖淫嫖娼”的条幅。“上个月底全砸了，现在变成流动的了，天一黑就能见着，在路边一群群的，跟卖白菜一样，50块一个晚上。”听到陈大同这话，记者异常震惊。但当记者问他有没有找过时，陈大同说，工友中确实有去的，可他自己一次都没去过，因为“她们长得不好看，瞎逗唠嗑儿还行。”
工棚旁边，还搭着一个简易小屋，这是工头老张和老婆的“家”。来京打工多年，如今的老张已经不像其他老乡那样在工地扎钢筋了，他当了“头儿”，带着自己的队伍四处揽活。３年前，老张从老家把老婆接了出来，租了间房。最近几天，工地上活儿忙，夫妻俩干脆把家搬到工棚旁边。“以前老婆没来的时候，我也和他们一样，想过‘找小姐’。现在用不着了，想找也不敢。”老张一脸幸福地对记者说。在工地上，像老张这样夫唱妇随的少之又少，其他民工也只有羡慕的份儿。“没条件啊，十几个人挤在一起住，老婆来了往哪儿搁。三天两头有人请假往家跑，咱也理解，都是男人嘛。”老张无奈地说。
排解渠道大多不安全
陈大同和老张他们的工地是众多工地中的一个，他们的生活也是所有农民工生活的缩影。几乎在城市的每处工地，一收工，路人总能看到成群的农民工蹲在路边“看风景”：但凡有女人走过，他们的目光一点不含蓄，追随而至，眼神里杂着饥渴、自卑和无奈。记者随机采访了几名路人。一位衣着入时的年轻女子说，从工地旁经过最让她心烦，每次都被盯得不自在，“挺恐怖的，只想赶紧离开”。一位白领则表示：“农民工犯罪的太多了，怪吓人的。”
今年4月，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称，目前，我国农民工大约有2亿，平均年龄28.5岁，正处于性欲旺盛的青壮年阶段。而心理学家分析认为，农民工长期性压抑必然导致性冲动，轻微的冲动会导致心理疾病，严重的就会走上强奸犯罪的道路。对农民工来说，不被认同甚至不被尊重是个问题，但异性的吸引和肉体的需求是最大的折磨。“你们城里人哪知道那个滋味！”36岁的李顺（化名）摇着头说。《瞭望东方周刊》曾在农民工中做过一次大规模问卷调查，选择“一星期过３次以上性生活”的只有5%，19%的人表示“时间长了记不清”；在主要性生活渠道选项中，21%的民工选择“找小姐”，25%的人选择看黄色录像或讲黄色笑话。
在民工堆儿里，“找小姐”是个隐秘话题。记者就此询问时，几个民工相视而笑。“有是有，不过都偷偷摸摸的，要是让工友知道该被笑话了。”“有几个五六十岁的喜欢拿这事炫耀，回来了讲给年轻人听。”据民工们透露，他们“找小姐”一次要50元，对月工资1000多元的人来说，需要额外加4个晚班才能满足一个月找4次小姐的需要。于是，工地上就出现了一些民工“白天干活挣钱，晚上加班为‘找小姐’”的现象。对于这个问题，工头老张也没有办法，“腿长在他们身上，我也不好管。不过，‘找小姐’倒也有个‘好处’，他们不会三天两头要回家了，可也有为这事闹着要借钱的。”老张告诉记者，去年有个民工得了淋病，“下半身烂得吓人”，一年挣的钱都花在治病上了。老张懂点医，平时也给民工讲些性知识，可有些话他们也不信，认为“是唬人的，哪能找一次就得病。”记者接着问道：“那你们对性病、艾滋病了解多少？担不担心自己会染上？”对此，大部分民工表示了解一些，不过这种事他们“不操心”，因为“听说那些小姐都用安全套。”记者又问：“你们知不知道‘找小姐’是违法的？”结果大部分民工一脸茫然。
看黄色录像曾是陈大同和弟兄们发泄的一个渠道。“5块钱两张，不贵。”只是现在工头管得严，一旦发现有人看，马上重罚。现在，民工们主要靠讲“黄段子”释放性苦闷。老张告诉记者，他们凑到一块儿，没别的，就是聊女人。一般都是老的给小的讲，小的没听懂，就刨根问底，老的先是卖关子，然后再得意地解释给小的听。
为了排解性苦闷，民工们的方法可谓五花八门：一个姓谭的民工爬上工地的脚手架，为争看一家商场搞的“内衣秀”而摔伤；26岁的林某钻进女厕所偷窥，被人打得滚进了粪坑；安徽民工邱某带着同乡大半夜打着手电筒到报刊亭看人体摄影图片……
性知识匮乏让人担忧
据卫生部2004年公布的数字显示，我国约有80%的农民工处于性饥渴状态，部分人因性压抑导致精力不够集中、充沛，甚至身体素质下降，产生相关疾病，如性功能障碍等；有的农民工还走上了犯罪道路。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对2001年至2003年办理的强奸案进行统计后发现，有58.6%是农民工所为，而且，这一数字呈逐年递增势头。可以说，性饥渴、性压抑严重影响了民工的性健康。
另外，农民工的性健康还受到高危性行为的威胁。北京崇文区疾控中心今年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区建筑工人中有0.4%存在非婚性伴侣，23%的人不愿意使用安全套。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2005年底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上海某社区的民工中，有2.5%曾强迫他人发生性行为，有5.1%存在商业性行为，2.8%存在多性伴侣现象。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院长宋世震主持的一项调查结果则显示，武汉市3个建筑工地的工人中，21.7%的人有婚外性行为，超过50%的人从不使用安全套。而卫生部通报的艾滋病现状则显示，目前我国暗娼中ＨＩＶ感染率在迅速上升。这就意味着，农民工因高危性行为可能感染艾滋病的几率也在上升。
和高危性行为相伴的是，农民工对性传播疾病的了解状况不令人满意。据《中国公共卫生》2005年7月发布的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昆山市两家工厂的民工中，对性病病种的知晓率为58.8%，对性病/艾滋病感染途径的知晓率为67.1%。也就是说，还有1/3左右的民工对性病/艾滋病的了解程度不合格。这更进一步加重了农民工面对性传播疾病时的危险性。可以说，当前民工群体的性健康正面临两个极端的威胁：一边是性饥渴、性压抑以及由其带来的身心异常和性犯罪；另一边是高危性行为和性病知识缺乏所带来的疾病威胁。那么，在这种不容乐观的情形下，社会应该如何帮助他们呢？
关注农民工性健康日益迫切
中国性学会理事长胡佩诚教授对《生命时报》记者说：“当务之急，是加强教育。我指的教育，不是告诉民工不要想‘性’，而是教他们如何应对性需求。目前来看，既不触犯法律，又没有其他争议的方式就是‘自慰’。我们可以告诉民工，当你有性冲动需要释放时，可以用手或其他恰当的工具进行自慰。这种方法在国外的军队、监狱和打工者群体中很常见，但在中国宣传的还不够，民工里能正确掌握的，恐怕就更少了。”
胡教授的话在记者的采访中也得到了证实，当记者问李顺是否自慰过时，他愕然地反问：“自慰？啥自慰？怎么自慰？”去年，广州市２名民工误用矿泉水瓶自慰，导致“命根”被卡的事件曾轰动一时，这都充分说明民工对“自慰”还很陌生。胡教授表示，除了教育，其他措施也要跟上，直接的做法是放假回家团聚，如果能带薪休假更好；间接措施也有不少，比如，为农民工普及性知识，教他们正确认识、防治性病、艾滋病等；组织民工爬山、游泳，帮助他们放松身心，从丰富文化和精神生活入手，缓解性问题。另外，还可以搭建“夫妻房”，让来探亲的民工家属能和家人亲密接触，甚至可以让更多的民工把配偶接来同住。不过，胡教授也指出，这些措施都要花钱，耗费时间与精力，短期内不易完成，需要各方的体谅和支持。
农民工的性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各方关注。如，北京市石景山疾控中心曾携带宣传板、预防艾滋病的3000份宣传资料、2000个安全套深入工地，受到民工们的热烈欢迎，安全套很快就被拿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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