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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例子：孤儿经历让她将孩子“绑”在身边
原本有着幸福家庭和父母疼爱的郭静，由于父母突发意外身亡变成了孤儿。没有父母陪伴的成长过程，成了郭静最初的重大心理创伤。这种幼年的心理创伤，导致郭静的内心缺乏安全感、对父母与子女之间亲昵关系的过分依恋渴求、对分离的过分焦虑恐慌等特点。所以，在众多的追求者中，唯一打动郭静的，是有着相似成长背景的李先生，这样的伴侣会让她有熟悉感，让她觉得安全，也许在两人的相处过程中，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让她通过抚慰同类者来抚慰自己的内心。儿子的出生，让郭静有了更好的补偿和表达对象。在儿子身上，郭静可以直接实现她对母子之间亲昵关系的渴求。但同时，缺乏安全感的特点也表露无疑，甚至变本加厉。儿子该交给谁带才最安全？想来想去只有自己，只有儿子随时出现在自己的视线里才是最安全的，更有甚者，除了自己别人都不能抱儿子，连老公想要抱儿子也要征求自己的同意。为了实现这一点，宁愿放弃辛辛苦苦奋斗得来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放弃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做家庭主妇。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却心甘情愿，理由很简单，就是想把自己过往在家庭关系中的遗憾在儿子身上完完全全地进行补偿。母爱，从此变得狭隘和占有。7岁的儿子也因为只喜欢和妈妈相处而得了恋母综合症。
母亲节，白天跟母亲通了好久的电话，谈起为人母的苦与乐，也谈到不为人父母难理解父母心。晚上，却看到这则新闻，不免有些唏嘘。
但，这样的母爱，是否真的如郭静所愿，给了儿子更好的生活，让他不再有任何遗憾呢？答案是否定的。
创伤、补偿、安全、依恋、分离、焦虑，或许这些关键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整个事件。
7岁左右的正常儿童的社会性发展逐渐得到实现，主要表现在逐渐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并在与同伴的交往中促进社会化的发展。
我们通常认为，1岁以后的婴儿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2～3岁时能在关于自己表象的基础上，通过言语交际掌握“我的”和“我”，这是自我意识的出现。此后，幼儿对自我开始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并开始学习如何初步掌握自己的心理活动。到了7岁左右，正常儿童的社会性发展逐渐得到实现，主要表现在逐渐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并在与同伴的交往中促进社会化的发展。一个人，尤其是男性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和同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父亲就是男孩的榜样，是男孩模仿的对象，而同伴是他理解外界社会的重要来源，是获得认同、学习与人交往的重要途径。但在郭静儿子这个7岁男孩的眼中和心中，母亲是至高无上的，拥有无限大权力的，与母亲在一起就是安全的，除此以外都是不熟悉的，也是不安全的。在他看来，“我”的概念有些模糊，或者说“我”其实是“我们”，即“妈妈和我”，“我”就像是妈妈的影子一样，是一体的、不可分的，而所谓的社会生活和同伴交往，其实就是“妈妈和我”的生活和交往。如此一来，与妈妈分离的情景和后果简直无法想象。
结果，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7岁男孩：生活自理能力差；“胆子非常小，一点不像别的男孩有股闯劲儿”；一刻也离不开妈妈，一旦看不到妈妈，即刻感到极度不安与焦虑，“像丢了魂似的不吃不喝”、“大喊大叫，拼命地哭闹”，但只要妈妈一出现，马上恢复正常；不得不上学的时候，也是一到下课就往外跑找妈妈，有时上课时也要请假出来看妈妈，甚至为了能和妈妈多待一会，连厕所都不去，一直忍到放学。
在这个病例中，母亲是关键，母子之间的相处模式是她应该思考的问题。
新闻中说，孩子患了“恋母综合征”，需要住院治疗，却未提到郭静是否也得到了相应的治疗。但在我看来，这对母子的问题中，母亲是关键，更加需要治疗。从小到大，除了自己别人不能轻易碰儿子，丈夫抱儿子要征求自己同意，儿子上幼儿园的第一天，在家抱着儿子的玩具坐在地上不言不语，送儿子上学后就一直守在校门口，等着课间透着围墙的栅栏和孩子说话……很显然，这位可怜的母亲的精神状态已经出现问题，又怎能接受儿子有病需要住院的现实！我所担心的是，如果母亲不能得到及时治疗，会不会有悲剧发生。或者万幸，能够平安等到儿子出院，但之后呢？暂且不去讨论住院治疗的效果，单就出院以后母子之间的相处模式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幼年的这些创伤性体验对成年后的心理和人生又有怎样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可能也不得不引起有关人员的关注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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